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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創作者,我的任務基本完成。公益題材,只有傳播才有價值,才能更好發聲。片子也沒版權糾紛,基本是我投時間和精力拍攝,授權大家傳播,感謝接受拍攝和支持後期費用的親友,感恩……「 3月30日,紀錄片工作者蔣能傑將自己最新拍攝的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的網盤連結公開放在了豆瓣上,與此同時,他向前期每一位點了「想看」的圍觀者逐一發送私信。私信中,他闡述了來意與拍攝的不易,又再次於文末附上作品連結。他的目的很明確,希望藉由自己的作品讓大眾關注塵肺病這個失語群體。 ... 隨著豆瓣小組、影視自媒體們自發的關注、傳播,2天時間內《礦民、馬夫、塵肺病》的「想看」人數從2.4萬升至4.4萬,「看過」人數從1800人躍至6500人,影片一度登上了豆瓣熱門,與影片關注熱度並進的,是網友對獨立電影人身份的討論。 「獨立電影人太慘了!」微博用戶@蘇北人說道。 在這次事件中,導演與觀眾的權利關係倒置只是無奈的冰山一角,在這背後,獨立紀錄片無法以正常渠道與觀眾見面、多年心血結晶無法依靠版權回收費用以及個人表達與不可抗力之間的矛盾,則是更心酸的所在。 那麼在當下,獨立電影人是否就真的無法挺直腰桿表達了呢?獨立電影人是否真的像網友所認為的這麼「慘」呢?蔣能傑撬開了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生存的一角,更多像他這樣的人,正站在鎂光燈與大銀幕之外,低聲卻又生猛地訴說著自己的故事。只是外行人看不真切,內行人說不出來。 ... 青年導演「向上」, 紀錄片導演「向下」 中國獨立電影的概念大概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導演張元回憶起自己剛聽到「獨立」這個詞時,第一反應是「害怕」,而王小帥的出國證明中「獨立電影人」的名號,也著實讓其父親大吃一驚。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獨立」這個詞既新鮮又危險,與當時的思潮顯然是格格不入的。 其實王小帥他們也並非有意「獨立」,只是自己籌錢拍了部自己的電影,送到電影局,電影局不收,於是稀里糊塗地就成為了獨立電影(地下電影)。 ... 90年代到新世紀初是中國獨立電影相當繁榮的一段時光,那個時候,有電影志向的人都熱衷於把自己浸淫在獨立創作的氛圍里,扛著攝影機尋找他們心中的故事,只是他們強調個人表達的同時卻也面臨著來自現實的諸多苦悶,「七君子封殺」事件便是當時典型的獨立電影人寫照。 2003年後,民營資本滲入電影,部分獨立電影人們選擇擁抱市場化,開始創作商業電影,但從90年代一路走來的獨立電影思維,卻被後來者所繼承。 在當代,只要提到獨立電影人,腦子裡就會出現一個落魄藝術家的形象,「貧窮、小眾、地下、徘徊在主流電影邊緣」,構成了大眾對獨立電影人的想像,事實上,獨立電影人並非只是一個面貌單一群體。他們之中,有一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相關行業工作,業餘時間用來拍攝電影的斜杠人士,有以獨立電影人身份籌拍處女作,並藉此獲得關注進入商業電影體系的新人導演,也有一開始就放棄龍標、放棄國內放映機會,從頭至尾堅持獨立創作的獨立電影工作者。 他們身上有著共同的特點,即熱愛電影,渴望表達,但他們也有諸多不同。他們之中,有的轉而「向上」,積極擁抱商業,有的繼續「向下」,挖掘更觸目驚心的現實。 這些年在FIRST上頗受關注的新人導演像周子陽、忻鈺坤、王一淳、柴小雨等人,就屬於「向上」的那類人,他們有自己理想和追求,但同時也不排斥商業化,拍出來的片子也並沒有那麼枯燥,他們的名字或許會出現在未來主流電影市場的光榮榜上; ... 而純粹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則是那些轉頭「向下」的人,在具備一定社會認知之後,通過不斷的自我對話,最終選擇了電影表達的本體。他們的電影註定沒有太多的受眾,伴隨而來的很有可能是一紙禁令與遠走他鄉。 ... 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價值觀的獨立高於一切 我們對國內紀錄片的認知大多來自於主流媒體,尤其是這兩年網際網路平臺扶植紀錄片,各種類型的紀錄片百花齊放,民族、地域、文化、美食等包羅萬象,給了很多人認識世界、拓寬視野的機會。而國內的獨立紀錄片能夠進入主流視野的卻極少,它們的命運大致有一個相同的軌跡,議題生僻、低成本拍攝、放棄公映、走海外影展,然後在豆瓣、時光網上被抹去條目。 「因為體制的特殊,中國的紀錄片其實成就相當高,奇幻的土地每天都孕育出一大堆的奇幻故事,是其他體制下永遠也不可能發生的那種奇幻。」一位業內人士指出。獨立紀錄片就如同文學中的非虛構寫作,角度、選題、觀點,都是一部紀錄片的關鍵所在,少數群體、邊緣人物、社會議題,均是獨立記錄片的取材領域。在一些獨立紀錄片作者看來,價值觀上的獨立要大於資金獨立,客觀、中立地與事實相處,真實地觸摸現實,明確地拋出觀點,才是所謂的「獨立」。 獨立紀錄片拍攝往往不易,許多獨立電影工作者常常會在拍攝中遭遇困難。蔣能傑項目的眾籌活動因「不可抗力」打斷,王兵的《鐵西區》被緊急查處光碟,遭遇諸如此類的事件,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的家常便飯,「其實沒辦法,只要是真實地紀錄,就一定會觸及到那個房間裡的大象。」 ... 自打有拍攝的想法開始,許多獨立紀錄片作者就放棄了在內地拿龍標的機會,因為題材的特殊性,審查上遭遇阻力是板上釘釘的事,而一旦妥協,就將喪失紀錄片的獨立性。所以有些作者也會將放棄龍標,視作獨立精神的所在。 據業內人士透露,大部分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其實都是自費拍片,一些在圈內比較有名的紀錄片拍攝者,可能會提前在國外影展申請到創投,而他們本身在創作上並沒有太多的資金擔憂;一些普通的中層創作者有著自己的本職工作,因為紀錄片這項副業的特殊性,他們選擇不在體制內工作;另外還一部分人在拍片的時候,做一些兼職工作,賺到的錢投入到自己的紀錄片拍攝中。導演馬莉曾談到自己創作紀錄片《囚》時的狀況,影片拍攝剪輯製片均由她一人包辦,她深入精神病區一年,剪輯花了兩年,期間基本是一篇接行活維持生計,一邊繼續自己的紀錄片工作。 ... 片子拍出來後,很多導演都外欠著債務,不過回收成本的渠道也並非沒有。比如一些海外影展的基金、獎金,像聖丹斯電影節、洛迦諾電影節都有針對紀錄片設置的獎項,而中國的紀錄片創作者是其中的常客,除此之外片子如果有發行公司願意買或者有海外的公映機會,那麼會得到相應的版權費和放映費。事實上,和蔣能傑一樣,許多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並不在意版權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雖然不能在評分網站上搜索到影片,但還是能夠通過各種渠道觀看到他們的作品。 對於大部分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來說,獨立紀錄片的影像意義要遠遠大於它的收入。「所以這可能就是屬於獨立導演的勝利,將社會議題重新進行切片,帶著雜糅著普世的和反叛的價值觀重新把事件拿出來討論、批判、重建,重新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對於我們來說,通過件事得到的快感在賺錢之上。」 比起商業電影追求影像上、劇情上的勝利,獨立電影並不是大眾觀眾預期得到的觀影體驗,即便是免費在影院公映,觀眾也不會驟然增多,但獨立紀錄片對當下現實的思考與批判,永遠是它的價值所在。 就在蔣能傑發布作品連結連天之後,百度網盤發布了一條微博,正式邀請蔣能傑加入度小麥平臺,並提供版權保護和曝光扶持,並聲稱「歡迎更多的獨立電影人和創作者來網盤首發」。雖然「網盤宣發」的未來尚不明朗,但對於蔣能傑這樣創作者來說,能夠被宣傳就已經是最大的幸運。 ... 某種程度上,蔣能傑為自己和作品找到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只要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個作品,那麼他和作品就都不會突然消失。 ... 青年導演:在產業化中保持獨立性 3月初,青年導演相梓通過電影自媒體「導筒」發布了一則聲明,原因是她發現自己的處女作《再見南屏晚鐘》在網上出現了刪減後的盜版資源,影片原本為1小時47分鐘,而盜版則被刪減了三分鐘左右 ,相梓在聲明中說道:「我不介意你看盜版,但我介意你看刪減版,因為我咬牙堅持的東西居然被人輕易糟蹋了。」對於獨立導演相梓來說,她並不介意的自己的作品是否以盜版的形式在流通,她更在意的是作品的完整性。 ... 她在與導筒的對談中,談到自己所生活的歐洲地區的觀影情況:「周圍的朋友很少需要看盜版電影。因為即使沒有時間去影院,也可以在眾多的線上平臺觀影。」據了解,《再見南屏晚鐘》沒有龍標,也沒有國際出品認證,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無國界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也與相梓在影片中探討的無差別戀愛相互映照。這部講述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在2019年入圍了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而在內地卻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與觀眾見面,無疑是可惜的。 像相梓這樣放棄龍標的新生代青年導演畢竟是少數,國內大部分青年導演對於市場還是抱著開放的態度,他們通過劇本、短片或粗剪在影展創投會上嶄露頭角,吸引著資本的關注,他們的創作具有獨立性,但並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導演。 某種程度上,他們並不會經歷相梓所經歷的事情,也並不會特地去關注當下的敏感議題,基本上他們所有的創作都是為了作品能正常走到觀眾面前而服務的。尤其在有了FIRST這樣的平臺後,不少電影項目從劇本環節開始就有資本對作品保駕護航,一部電影從誕生到落地都有足夠的保障。然而,即便是這樣,這些青年導演就沒有煩惱了嗎?事實並非如此。 青年導演胡波的悲劇正是新人導演被突然捲入電影工業體系而無法與之磨合的案例。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導演在與資本、制度的磨合中,喪失創作心氣,再難創作出好作品,剩下的那部分,則是艱難地在自我與市場中尋找著平衡點。 前些日子,青年導演仇晟的一篇文章《我在亞馬遜上買了自己電影的藍光碟》在業內引起了震動。原來電影《郊區的鳥》因為各種原因遲遲無法在國內上映,而影片又在合同規定內進入了藍光碟發行流程,未來一個極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這部好不容易拿到龍標的電影,將以盜版的形式在內地流通。導演仇晟的無奈也折射出內地影視圈的種種現象:由於審查制度的收緊以及影院的同質化經營,一個本該正常在院線上映的電影,最終可能因為盜版的存在而顆粒無收。 ... 事實上,當下影視行業,無論你選擇以什麼樣的身份參與電影,都會有落差感,只是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追求,「慘」這件事並不能放到同一個維度去說道。 「平心而論,其實能做電影我覺得已經不算影視行業底層了。比窮,比沒有出頭的機會,比我們慘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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